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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新社上海5月11日电 题:行万里路:奥雷·伯曼骑行手记对和平的感悟

  作者 李姝徵 周孙榆

  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。”一句中国古谚,却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荷兰学者奥雷·伯曼(Ole Bouman)的经历。

 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、作家、城市设计和建筑策展人,2024年2月,同济大学外籍教授奥雷·伯曼骑上自行车,从阿姆斯特丹出发,途经维也纳、伊斯坦布尔、德黑兰、乌鲁木齐、洛阳等多个城市,历经156天,横跨10756公里。同年7月,他最终抵达上海。

  为了理解“东方”的蕴意,奥雷·伯曼沿着丝绸之路,踏上属于自己的“东游记”。而后,他强烈地意识到:需要基于这段经历写下一本书,来分享这份理解,“特别是在这个误解加深、分歧加剧的时代。”

  近日,奥雷·伯曼的骑行手记即将完稿。在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独家专访时,奥雷·伯曼说:“我希望这本书为有意维护世界和平的人带去启发”。

奥雷·伯曼“东游记”的“亲密伙伴”——他的自行车。 受访者供图

  万里路后一卷书

  当奥雷·伯曼在电脑上敲下书稿的第一个字时,他发现自己正“重蹈覆辙”——每天在空白文档里挣扎,比骑行万里更煎熬。写作的孤独远超骑行,只有光标在屏幕上无休止地闪烁。“我并非天生擅长写作,这简直是场战斗。”奥雷·伯曼坦言。

  在孤独、挫败和焦虑中,奥雷·伯曼坚持在写作之路上缓行,一如他一路向东的旅途。

  当世界已习惯科技赋予的“加速度”,奥雷·伯曼为何仍坚持以车轮和文字,去丈量文明的褶皱?

  “和平需要对话,而真正的对话需要挣脱时代的‘加速度’。”人类要真正地理解他者文明,需要以血肉之躯的温度去融化偏见的冰层。“而这注定不会太快。”奥雷·伯曼说。

  “人类需要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,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更是能瞬间毁灭文明,”在奥雷·伯曼看来,当今的世界比以往更需要合作而非对抗,为理解他者所作出的每一分努力,都弥足珍贵。

  “我不是‘中国迷’”

  在写作中,奥雷·伯曼也试图探讨自己与中国的“羁绊”。

  2005年,他初次飞往中国,其后数年间,奥雷·伯曼举办了他在中国的第一次讲座、第一场展览。2015年,奥雷·伯曼选择长期留在中国。十年来,他先后担任第五届深港城市/建筑双城双年展创意总监,改造老玻璃厂房,建立新博物馆,又受邀成为同济大学的外籍教授。“某种难以名状的引力始终存在。”奥雷·伯曼说。

  “我不愿被简单归类为‘中国迷’,这个词太轻飘了。中国并不是一个足球俱乐部。”与中国长达十年的“对话”让奥雷·伯曼意识到:真正的文化探索需要经历困顿,而挫折恰恰构成了认知的厚度。

  在数字技术空前发达的当下,对他者文化的接触越便利,越容易陷入浅尝辄止的幻觉。在奥雷·伯曼看来,真正的文化自觉,不在于固守或抛弃,而在于保持对惰性的清醒认知,并持续不断地克服懒惰。

  少有人走的路,却有独特的风景。

  2024年3月,在抵达伊斯坦布尔前几小时,奥雷·伯曼在马尔马拉海边见到一尊巨型雕像——那是土耳其作家亚沙尔·凯末尔(Yashar Kemal)。

  亚沙尔·凯末尔穷尽一生心血在文学疆域构筑桥梁——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思想钢索,串联安纳托利亚高原与欧洲大陆的文明栈道,缝合土耳其与库尔德民族间的历史裂隙。

  在凛冽的寒风中,奥雷·伯曼望向亚沙尔·凯末尔的雕像。“他因倡导对话而饱受误解,正如我骑行六个月欲促进与东方的对话,却发现许多人宁愿秉持争议性议程,因为‘理解’无益于利益争夺。”奥雷·伯曼说。

奥雷·伯曼在马尔马拉海边见到土耳其作家亚沙尔·凯末尔(Yashar Kemal)的巨型雕像。受访者供图

  对话历史与当下

  沿着丝绸之路骑行,在奥雷·伯曼看来,他旅途中的每一天,都在与不同文化、不同地区的历史与当下对话。

  书写过程中,途中许多场景随着奥雷·伯曼背景知识的丰富而被发掘出更多含义,这场漫长的对话也更显韵味悠长。

  回溯游览嘉峪关的经历,奥雷·伯曼感觉有些过于“热闹”了:城墙上挤挤挨挨的游客、兜售各色旅游纪念品的摊位,甚至还有身着明代铠甲的“关长”……奥雷·伯曼转身远望另一侧——远处戈壁残存的沙丘中,矗立着一座工厂。

  他远眺向厂房烟囱时,虚构的历史图景突然与当代中国产生了连接:正是这些日夜运转的工厂,才支撑起打造这片“古代文化景观”的可能。“要建博物馆,先得建工厂——这何尝不是中国发展逻辑的缩影?先完成现代化的‘奇迹’,才能培育出拥有度假需求的中国消费群体。”奥雷·伯曼说。

  在西宁,奥雷·伯曼跟着一个提着两个鸟笼的老人走了10分钟。“等红绿灯时,他小心翼翼查看鸟儿的模样,那种对爱宠的珍视与自豪,瞬间让市井街角变成了属于他的完整‘小世界’。”这一幕在奥雷·伯曼眼中,超越了文化差异,也超越了时空,“当我们学会为一个陌生人的鸟笼停留,和平就有了最小的计量单位”。

  当游客散尽,奥雷·伯曼品味了在敦煌的独处时刻。“我夜行莫高窟,唯闻风声鸟鸣与千年佛窟相对。”奥雷·伯曼说,在那一刻,他既能感知历代僧侣修行时的宁静,又能洞见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共性——无论是留下壁画的画师,提着鸟笼的老人,还是戈壁滩工厂里的工人,都在以自己的方式编织生命的意义。

在青海西宁,奥雷·伯曼跟着一个提着两个鸟笼的老人走了10分钟。受访者供图

  西出阳关有知己

  决意远行,也许需要一些“莫愁前路无知己”的达观。

  旅途中“知己式”的共鸣,不仅是奥雷·伯曼与不同文化背景人们的善意互动,更是一种穿越时空,与古代旅人的“心意相通”。

  在敦煌,奥雷·伯曼深入戈壁,去见证汉朝边疆的遗迹——逶迤的长城与三座雄关交汇——酒泉、玉门关、阳关,历经近两千年风霜,依旧巍然。

  “站在阳关前,我立刻想起了王维的《送元二使安西》。”奥雷·伯曼轻轻吟诵,“渭城朝雨浥轻尘,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,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

  诗句惊人的写实。“那是一种压倒性的孤寂,黄褐色无垠的苍凉,风在断壁残垣间呼啸的锐响。”奥雷·伯曼说,时空仿佛在此凝固,两千年未改颜色。

  沿着曾经的边境线西望,奥雷·伯曼突然深切体会到丝路旅人踏入未知时的心境:一旦西出关隘,便坠入无垠荒芜。

  “但更深的顿悟随即击中我:原来我的旅程同样壮阔。”从阿姆斯特丹出发,奥雷·伯曼一路向东,穿越无数边界:有形的、无形的;历史的、文化的。他多少次抵达目力所及的远方,眼前再度升起新的地平线——每次抵达都意味着更辽阔的启程。

  唐代玄奘西行求法入阳关晒经,汉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,更有数千年间无数往来远行于丝绸之路上的旅人……在阳关前,奥雷·伯曼幻想着这一串串脚印、一幕幕历史,“若他们有知,或许亦会生出‘西出阳关有知己’的感慨”。

  “我甚至幻想着与那些准备启程的古代旅人对话,告诉他们:阳关之外虽有胡沙与塞尘,也有无数善意的面孔。”奥雷·伯曼说。(完)

  受访者简介:

奥雷·伯曼在阳关。受访者供图

  奥雷·伯曼(Ole Bouman),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,曾任《Volume》杂志主编,荷兰建筑学会馆长。他曾参与策划第三届欧洲宣言展,以及深圳、圣保罗与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国家馆,并担纲第五届深港城市/建筑双城双年展创意总监。著有《建筑中的不可见》《无所不在的中国》《责任建筑》《设计互联:成为创新聚合力平台》等,曾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与香港大学讲授建筑与设计课程。

【编辑:房家梁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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